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数字金融也是金融，不能用“白马非马”的诡辩规避监管
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109期（点击进入专题）
出品：搜狐财经-搜狐智库
本期嘉宾：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 刘晓春
对话编辑：郑青春
疫情之下，金融科技的力量在商业银行发展中优势凸显，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务之急。当前，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利用技术更好地发展普惠金融？搜狐财经-搜狐智库《致知100人》对话了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
刘晓春现任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上海金融数字化研究中心主任。此前，刘晓春在银行业中有30多年的工作经历，对银行业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同时也对银行数字化转型和金融监管有着独到的见解。
刘晓春指出，技术可以改变提供金融服务的方式、效率、成本、体验等，但并不改变金融的本质。数字化转型实际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金融能力和水平的问题。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充分认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和银行业务之间的关系，根据银行自身的特点，才能有效应用技术。
随着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金融监管也面临重要挑战。刘晓春指出，应用技术不会改变金融业务的逻辑。不能因为用了技术，就认为金融不是金融，不需要监管，不能用“白马非马”的诡辩方式来偷换概念，是金融就要接受监管。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在合规合法、安全有效的范围内利用技术做好金融。
刘晓春还强调，从国家宏观角度来讲，要区分监管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不能把监管政策当做宏观手段来应用。“监管政策的总体目标是让市场公平、公正、安全。人们对政策是有预期的，所以政策的稳定性、公平性、可预期性很重要。”
刘晓春与搜狐财经对话
以下是采访精编：
搜狐财经：您之前在银行工作期间，也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经济危机，像亚洲金融危机、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有哪些特点？
刘晓春：遇到大危机的时候，是整个市场的问题。我国虽然没有经历过完整的金融危机，但也经历了很多次市场波动。国家在经济过热的时候会进行调控，提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有时也会针对某些行业制定政策进行直接的调控。
一般情况下，市场经济体的国家遇到这种危机往往是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调节市场的货币量、资金价格。我国除了这些调控手段，在刺激经济的时候会配套很多除了数量和价格之外的政策手段。
现在的很多民营企业在过去可能就是乡镇企业，市场波动时容易造成这类企业的倒闭，包括地方GDP下降，失业增多等，这时很容易造成银行的不良资产。而这种不良资产不一定是银行评估风险中的失误，而是因为经济过热，为了调控经济，采取“一刀切”的政策造成。因为历史上每次宏观调控政策所调控的往往都是乡镇企业，经过好几轮的整顿，不符合政策要求的企业就被清理掉了。
这时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企业从银行系统来讲的表现不太一样，他们的企业是被市场淘汰的，而我们的企业往往是被政策淘汰的。除了政策，当然还有市场因素，经济过热要调控，但我们的政策调控往往是“一刀切”，这是和其他市场经济体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时候也有个好处，从银行来讲就可以寻着这个方向去寻找市场。当时政策为了解决经济中的某些问题或者是临时去补一补，补过头了，在整个经济结构上就有变化。这是目前我们经济运行变化时的特点，和中央的指挥棒确实是有关系，但这指挥棒不一定是有意识地要限制民营或是投向政府平台。
相对而言，像香港、美国的政府不会去调节某一个具体的行业或产业，甚至某一个具体企业。当然，在特别危机的情况下，他也会出面来救某一个企业。但是我们政府部门的力量太强大，在宏观调控的时候会同时用上行业政策、产业政策。由于调控方式不一样，市场反应方式也不一样，这是和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经济体表现不同的方面。
搜狐财经：您如何看待当前商业银行面临的经营压力？
刘晓春：由于疫情，很多企业经营很困难，可以享受贷款展期，利息延迟收取等政策。所以就去年来讲，不良资产表现不一定很大，总体上对银行的压力还算好。但政策到期时，贷款和利息到了第二年能否收回，银行压力会在今年的一、二季度表现出来。
一些银行也都在做相关准备，认真管理贷款风险。另外，好多银行对风险做了更多准备，根据当地的情况认真分析经济走势，及时调整客户结构和业务结构。
搜狐财经：银行业在遇到突发性危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做好哪方面的准备？
刘晓春：遇到突发性危机事件时，首先要对整个宏观趋势有基本判断。从我国来讲，尤其要关注中央政策，政策往哪个方向走，会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要对自己的存量业务和增量业务有评估和判断。
第二，要结合当地的经济特点、企业特点进行分析，评估整体的风险。首先要保证整个银行经营没风险，不能把杠杆放太高，要保持银行自身的流动性。
另外，银行要及时调整自身业务机构，重点关注存量业务当中的风险业务，特别是风险客户的变化，极早处置有问题的业务，争取损失越少越好。
搜狐财经：疫情加速了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您认为当前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刘晓春：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首先要解决的是认识问题。
一是认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和银行业务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明确技术只是实现业务的手段，它本身不是金融业务，也不是银行业务，不能为数字化转型而数字化转型。有些科技公司办理金融业务，给银行带来了很多启发和刺激，但对技术的认识有偏向，认为技术可以颠覆原来银行业务的逻辑。
二是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今后整个经济会更加向数字化转型，我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都在改变。数字化可以帮助银行解决很多问题，使银行工作效率更高，分析更精准。
银行是为整个经济和社会服务的，要能跟上数字化的步伐。如果不能跟上数字化步伐，银行不一定会倒闭，但相对会落后一点。从银行历史上看，银行倒闭基本上是因为流动性出风险、资产质量出风险，以及经营管理没做好，没有单纯因为技术没跟上而倒闭的。因此，不能不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也不能夸大它的重要性。
反过来也必须认识到技术的局限性。数字人民币可以突破纸币的体积、重量等物理局限性。但纸币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支付，而数字货币的双方都要有数字钱包。虽然现在数字人民币的技术更加先进，没有信号也可以实现支付，但是得有电，所以技术还是有它的局限性。
第二个问题，要研究总结这些数据和风险之间的规律和相关性。用数字化技术来进行线上贷款的获客、客户画像等是重要的。但它只是银行业务的一个方面，对银行来讲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好比风险评估，要找到数据和风险之间的规律和相关性，才能有效应用大数据、云计算。所以数字化转型实际上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金融能力和水平的问题。
银行业务和其他工商企业的业务不一样，要充分认识到银行自身的特殊性。虽然都是产品，但到银行办理业务，既不是服务和商品的价值转移或所有权转移，不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而是持续的服务过程，也是一个持续的风险管理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银行业务在获客方面，可以借鉴互联网企业的经验，但不能完全照搬他们的做法，必须根据银行的自身特点来做。
第三个问题，很多银行业务都在线上办，未来要研究银行的网点怎么走。今后网点不仅是量的问题，还有网点做什么的问题。网点以后的外在形式一定要改，但不是不要网点。我认为至少一定时期内还是要网点的。客户变化、业务实现方式变化后，还面临银行内部人员结构的调整问题，今后对柜台员工所具备的技能要求可能比原来还高。
第四个问题，新行业、新产业也导致了评估风险的复杂性。传统的评估风险都是建立在单个企业的概念上的，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从单个企业考虑问题，二是按照投入产出考虑问题。现在客户变了，集团型企业多，行业上可能是综合经营的。对银行来讲，如何应用技术评估这些企业的风险，在数字化转型中就比简单获客重要得多。
从投入产出看，现在的新行业、新产业很难马上讲清楚它的投入产出，给银行的风险评估带来困难，没办法评估就不能给企业贷款。对这些新兴的行业、产业，不是银行不愿意投入，实际上银行都在研究怎么给他们投入，但是没有找到风险规律，通过这些新技术去找到这些规律，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此外，现在多层次金融市场对评估企业投融资风险带来新课题。原来银行对企业的财务评估，除了它的投入、产出、经营以外，它的资产负债和融资渠道很清楚，资产负债的管理比较好控制。现在融资渠道多了以后，不同融资渠道的风险和规律不一样，就不只是简单评估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这些规律怎么评估？不同融资方式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哪些风险？也是我们要研究的新问题。
现在大家老在信贷如何获客上面讲数字化转型，但还有很重要的问题，银行现在贷款在资产当中只占了50%左右，也就意味着银行的资产负债还有50%不是提供贷款的，还有更大的表外业务。像这些如果能借助数字化手段会更有效地管理，特别是现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还有新的会计政策，更多的强监管规则，这些单靠人工确实很难，能否用数字化来解决，这是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真正大问题。
搜狐财经：此前银行多次出现了用户数据泄露的事件。银行业如何加强数据治理和用户的隐私保护，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刘晓春：实际上银行向来非常重视客户数据的安全性问题。社会上有一个被人误解的说法，认为第三方支付发展起来就是因为银行不思进取。银行在这方面发展慢并不是银行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银行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首先考虑的是网络安全性，是否会对客户的信息、资金、账户产生风险。
现在都用计算机，从方便的角度看是快了，但这里面有很多看不见的风险。所以银行不是放松管理就可以让客户方便了，而是设备上面有一些bug搞不清楚，只有用了之后才发现漏洞。对于银行来说意味着在开发时，要把业务需求和技术需求考虑周到。上线之前要充分测试，尽可能避免漏洞，上线之后，还要在应用当中不断观察和监管。这就是在运行当中要时刻进行监管，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控制。
作为银行来讲，方便客户和保证客户信息安全的度怎么把握好，要在这三个环节上面考虑好，在应用当中不断观察，监管和审查。
搜狐财经：您曾多次强调“做普惠金融要善用金融科技”。如何利用好金融科技这个工具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刘晓春：技术本身不可能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融资贵融资难，一是因为资金成本、利率高，技术不可能让LPR掉下来。二是风险溢价，用技术没办法改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该有的风险溢价还是有。技术只是让银行更精准、更有效率地服务小微企业。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问题，不能单纯从供给端寻找原因，应当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方面分析。从需求的角度讲，不是资金紧张就有贷款需求。
经济学里“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对小微企业融资要分清楚为什么融资，要发现实质。首先要把企业资金紧张的原因搞清楚，不要把原因都归结到融资难。
从贷款的角度讲，贷款是用储蓄去贷的，银行不是做慈善，贷款的目的是要把它收回来。使用技术不会提高用户的还款能力，技术本身不可能解决融资难的问题，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更好地评估用户的经营水平、还款能力、信用水平等，让银行更好地确认能不能给客户贷款，可以给它贷款多少，用什么方式给它贷，来把握这个方向。所以技术不解决贷款能力问题，技术是更好地识别用户真实和有效的需求，为他们提供金融服务，防止银行产生风险。
最后，不能完全寄托于线上，贷款以后的管理还要做，该是线下做的事情还得线下做。所以善用技术是指在某些方面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让客户更满意，哪些方面该补足的要补足，善用是指这个，而不是简单用技术来替代。
搜狐财经：利率市场化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和经营压力，以及银行的利率风险。在监管方面，如何进一步解决利率市场化的问题？
刘晓春：市场利率放开，银行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让真正高效益的企业获得贷款，同时淘汰低效益的企业。所以不能企业倒闭了就怪银行融资难、融资贵，有企业倒闭是正常的事情。
通过利率市场体现风险差价，才能使企业更有市场竞争力。我们好多企业仍然是靠政策存活，而不是靠市场存活。“靠市场存活”指的是能够承受高的融资成本，在市场上经营得好，融资成本反而又下降，市场才有活力。
所以靠低价格去喂市场，这个市场是没有活力的，在没有活力的情况下，银行当然不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如果市场利率放开，风险在企业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么利率高一点它也愿意。但是银行明明看到有风险，成本高还不让银行提高利率，银行当然情愿去做简单、安全的业务。
所以监管或者政策方面要有一个考虑，国家在支持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方面可以有一些政策，但是不能用政策去喂它，那是喂不好的。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都要赢得市场的信任，而不是靠政策、靠舆论来同情，靠同情出来的企业是没有市场竞争力的。只有让他到市场上去摔打，该倒的倒，企业才会有强有力的素质。所以支持是一方面，但不能变相扶持。
第二，宏观上面支持中小微企业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到微观上扶持，微观上应该让商业机构自己去取舍。
好比央行推出一些支持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再贷款利率比较低的优惠政策，至于哪些银行愿意去做，让银行自己去选择。每个银行选择自己不同的战略客户群体，市场的层次就会拉开来，这样才能造成银行的差异化竞争。有一些愿意去做高风险小微群体的银行，就让他去做高风险的小微群体，允许他的不良率高一点，只要他的成本能覆盖，整体风险能把握住，银行照样是盈利的。
所以微观个体的企业一定要让它到市场中去，而不要用政策直接扶持微观企业，通过大政策，让微观企业自己进行选择，按照市场化原则选择是最重要的。
搜狐财经：金融科技如何更好地做好金融服务，金融监管如何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刘晓春：首先运用技术来经营业务不会改变金融业务的逻辑。不能因为用了技术，就把金融认为不是金融，不需要监管，不能用这种“白马非马”的诡辩方式来偷换概念。
银行和金融机构是利用技术，不是做技术研发。银行要管控好资金的风险，不能又要管资金风险，又要管技术研发风险。所以应该用成熟的技术来做好金融。如果号称用技术比金融机构还要做得好，就应该有自信心被监管，为什么被监管了反而干不过传统的金融机构，就说明这个技术不行，所以是金融就要接受监管。
第二，要分清楚需求是否合理，不能因为满足了需求就是有道理的、合理的。从提供者的角度看，提供者的机构和产品要合规合法且安全有效。
第三，如果业务对社会带来了风险或破坏良序公俗，也要监管。要从需求端和供应端两边分析，不能简单说满足了小企业的需求就是合理的，金融应该符合规范。如果金融创新比传统做得好，在监管下面是没有关系的。老是强调被监管就无法生存，那就说明自身能力不行。
搜狐财经：您认为金融科技监管未来的方向是什么？纵观世界上其他国家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发展，我国更适合哪种类型的监管？
刘晓春：这确实是一个新生事物，各个国家都在摸索，还没有非常成熟的。我观察像香港、新加坡、美国，他们在监管当中都是遵循业务的原则，关注业务的实质，而不是使用的技术。从业务原则上来看待技术，包括技术本身的安全性。
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关注数据问题，包括客户数据。我们国家现在也关注到这个问题，数字化社会要数字融通才有效益，但是因为融通又带来了数据的隐私、所有权、滥用、垄断等问题，这些问题对全世界都是新的问题。既要让数据融通，提高效率，同时也要保护好这些数据，合规地整合和使用，不造成滥用，这些可能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
至于监管的具体形式，一是要互相交流，二是要根据国家自身的特点、市场的特点来考虑。这其中有几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是关于平台的开放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社会的建设，会产生更多面向不同领域的公共数字平台。一方面，这些平台的产生与平台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必然现象。
我觉得平台开放要有一个规则，不能形成垄断，各类数字平台应该向各类金融机构充分开放平台场景。这些平台本身既是一个商业机构，也是一个公共产品。公共数字平台怎么和社会相处，和平台的参与者相处，今后要逐步形成一定的监管制度和制度安排。
第二就是数据问题。数据集中运用才会提升效率，但是数据怎么运用？从企业角度讲，不同的业务之间要进行风险隔离，可以设个集团，但是集团里做信息的收集可能有单独的部门或者单独的板块，板块和板块之间要隔离，才能做到平等对待所有的平台参与者。对这些大型科技公司，他们不同业务也要进行分业监管，业务隔离、风险隔离。
搜狐财经：商业银行法再度迎来全面修订，您比较关注哪些问题？
刘晓春：商业银行法修订，首先给商业银行更多的经营自主权，让它更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第二，在风险管理上面引入许多新的指标，要能够强化商业银行把这些指标当做自己的经营手段来运用，而不是被动地去执行。
第三，从国家宏观角度来讲，要区分监管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不能把监管政策当做宏观调控手段来应用。监管政策的总体目标是让市场公平、公正、安全，所以它要关注合规合法。它要关注市场波动，但不应该过多关注GDP的增长，一般的市场波动应该是宏观调控去做。
在商业银行法执行方面更要强调严格执行。之所以出现监管政策当成宏观调控手段，更多的是体现在执行方面。一个政策对某个业务规定的可以严一点或松一点，但不能在监管执行的时候，严一些或松一些。人们对政策是有预期的，所以要使得这个政策有稳定性、公平性，可预期性，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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